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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国兵:合作远比对立更重要,基于中美经贸摩擦三阶段的共识

本文来源于清华金融评论 2018-08-17 08:54:00 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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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经贸摩擦是一个长期的动态过程,当下正经历三阶段:从美中贸易逆差不平衡异化为诉求中国单方面扩大从美进口;从宏观知识产权保护争端突兀到微观企业禁令;最后,美联储货币政策收紧、诉求中国扩大金融市场开放。基于上述中美经贸摩擦三阶段共识,文章分析中美应对之道,并主张中美经贸合作远比对立更重要。

第一阶段经贸摩擦噱头:从贸易逆差不平衡到单方面扩大进口

2017年3月3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两项关于贸易的行政令,聚焦美国贸易逆差问题,核心要求之一是评估双边贸易逆差形成的主要原因。现实中,美国作为中国最大的国别贸易体,美中贸易逆差不平衡问题的事实特征及主要成因是什么?

美中双边货物贸易失衡:统计比较。根据美国贸易代表处(USTR)统计,2016年美国与中国商品和服务贸易总额约为6485亿美元,美国与中国的商品和服务贸易逆差为3090亿美元。具体看,2016年美国对中国商品贸易逆差为3470亿美元,对中国服务贸易顺差为380亿美元。据此,特朗普政府施压中国削减对美贸易顺差1000亿美元。2018年4月5日,特朗普要求美国贸易代表处依据“301调查”,额外对1000亿美元从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使得中美经贸摩擦放大。

事实上,据笔者测算表明:1995年至2015年美国对中国年均贸易逆差排名前24位的三分位产品是:自动数据处理器、电信设备、婴儿车及玩具体育用品、鞋类、家具及部件、机器零部件、纺织服装品、塑料制品、家用设备、纺织女装、电器仪器、电视机、旅行物箱包、录放机、纺织制品、照明灯具及配件、贱金属制品、办公机器、未列明杂项制品、贱金属家用设备、非纺织服装品、电力机械及零部件、车辆零部件,以及非针织纺织男装。观察期内,这24类三分位产品贸易逆差占到美国对中国货物贸易逆差的88.0%,2015年占到美国对中国货物贸易逆差的86.7%,因而这24类三分位产品构成美国对中国货物贸易逆差是有足够代表性的。

相比来看,美中双边在其中的23类产品上呈现出贸易差额相反的贸易互补性,依据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数据库测算进一步证实了中美双边在贸易失衡的主要贸易品上确实存在高度的贸易互补性。从美国对中国年均贸易逆差排名前24位的三分位产品来看,美国从中国进口呈现出巨大贸易逆差的都是些成熟技术的工业制造品,基本上具备一定工业能力的国家都能够生产,一旦中美发生经贸摩擦冲突,美国可以很容易地找到不受先进技术条件约束、不受季节性气候条件约束的生产者和充裕的供给商。但是,由于中国从美国巨大进口的产品呈现出要么是先进的技术制造品如波音飞机和先进机床设备等,要么是优质的农产品如大豆和棉花等,这些产品囿于先进技术条件约束、囿于季节性气候条件约束等,不是任何国家都能够生产的,一旦中美发生经贸摩擦冲突,中国就很难找到生产者和充裕的供给商。因此,中美双边贸易处于严重的非对称地位,对于中美经贸摩擦,针锋相对地对美国进行制裁并不明智。中短期内要想消减美中贸易逆差不平衡,就离不开中美双方在农业、能源和高技术等多个领域内的双边合作,中美双方在这些领域内的经贸合作远比对立更为重要。

美中双边服务贸易失衡:统计比较。美方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服务业出口国,在服务贸易领域内拥有绝对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第一,在传统服务业的维修服务、旅行服务特别是教育旅行服务上,在现代服务业的金融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技贸服务如工业工程和经营租赁上,美国需要拓展自己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中方可进一步扩大进口,提升自己在这方面的服务业水平。第二,美方在金融服务业领域内对中国金融市场开放有着较高的利益诉求。第三,中国将有意识地扩大保险业、证券业和银行业等金融服务业的准入开放,提高外资投资额度的上限。这一点是中美双方能够继续谈判下去的共识基础。

美中贸易逆差不平衡、中美经贸摩擦不断的主要成因。造成美中贸易逆差不平衡,乃至中美经贸摩擦不断的主要成因有:第一,中美经贸摩擦的由头归因于美中巨大的贸易逆差失衡,而造成美国外贸逆差失衡的真正原因是源自美国自身。即使中国在原油、载人车辆、>70%的原油、药物、天然气、含酒精饮料和车辆零部件等产品上处于贸易逆差,也无法改变美国在这些产品上严重的贸易逆差失衡,美中双边在美国对华贸易逆差排名前24位的三分位产品贸易上呈现出贸易差额相反的贸易互补性。这表明国际分工生产决定着美国在这些产品上将呈现出持续的贸易逆差失衡。第二,美元作为国际货币充当着国际清偿手段以及国际生产分工等,是决定美国持续贸易逆差失衡的原罪。由于美元担当着最主要的国际贸易和投资结算货币的职能,因而为了满足国际流动性的需要,美元就需要不断地被发行、流通向国际市场。同时,由于国际分工的结果,美国凭借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优势、不断地向国际社会发行美债融资,支撑着美国巨大的消费需求,使得美国贸易逆差失衡成为一种“原罪”。即使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减少,美国也会扩大对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贸易逆差。第三,美中双边贸易失衡表象上看是双边贸易的结果,但实际上是受制于诸多决定因素的。美中两国经济发展水平差距、两国要素禀赋差异、贸易计价差异与运输时滞、贸易结构、储蓄因素、美国出口管制、汇率变化、贸易增加值、显性比较优势、购买美国国债,以及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和区域生产网络等直接影响到中美双边贸易失衡。只要存在国际分工和贸易,美中这两个最大的国别贸易体出现贸易不平衡就是常态。

中短期内消减中美贸易不平衡的直接举措。第一,美方要想减少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就必须发挥出自身的出口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消减美国对华高技术出口管制,扩大对华出口,而不是单方面诉求中国扩大从美进口、限制中国对美出口。因为中国是一个人均可支配收入不高的发展中经济体,中国的进口是依赖于中国的出口,若中国对美出口下滑了,中国从美进口将下滑得更厉害。但现实是,美方一方面要求中国扩大从美国进口、缩减贸易逆差;另一方面却仍旧坚持高门槛的出口管制壁垒,限制高技术出口领域对华出口。这样,结果是美中贸易逆差仍将会继续存在、甚至扩大。中方一直以来诉求美国消减对华高技术出口管制,放宽对华出口领域。但是,5月19日中美发布的《中美就经贸磋商发表联合声明》中没有点到这一点,6月3日中方发布的《中方就中美经贸磋商发表声明》中也没有提到这一点。第二,中国需要尽快加入全球《政府采购协定》,避免单方面从美方过度进口。美方诉求中国采取有效措施实质性减少美国对华贸易逆差,这一点需要清醒地指出是有问题的!可行的办法是,中国尽快加入全球《政府采购协定》,按照市场规则和进口产品质量标准来进行对全球招标进口,这样,既可实现扩大从美方进口(依靠美方自身出口产品质量和竞争力),但同时能避免单方面从美方过度进口,因为这不符合WTO不得歧视和差异性规则。第三,中方在增加从美国农产品和能源进口的同时,必须考虑到这一举措对中国农产品生产带来的巨大冲击,应偏向性地增加从美国天然气等清洁能源及先进能源设备的进口。如果美方能够采取有效措施来实质性扩大对华高技术货物贸易出口、高品质农产品出口以及先进服务业出口,确实能够在满足中国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消费需求的同时,有助于美国经济增长和就业。但问题在于,囿于农产品的保质期和先进服务业的进口匹配消化有限性,中方短中期内在农产品、先进服务业上的进口量是受约束条件限制的。而且,中方从美国农产品进口量过大,将对中国农产品生产带来巨大的冲击,中国应更加偏向性地增加从美国天然气等清洁能源及先进能源设备的进口。同时,强烈诉求美国放宽在关系到中国民生领域的高技术对华出口管制。这一点可以与后续中方大幅增加从美国农产品和能源进口中进行综合磋商。但是,美国政府却任性地抛弃中美双方共识,于6月15日仍对中国抛出500亿美元的征税清单。6月16日晨,中国发布公告,决定对原产于美国的659项约500亿美元进口商品加征25%的关税。由此,持续近3个月的中美经贸摩擦,因美国再度变卦而濒临正式开打“中美贸易战”,并在不断地加码升级。

第二阶段摩擦导火索:从宏观知识产权保护争端到微观企业禁令

2018年3月22日,美国贸易代表处发布了对中国有关技术转让、知识产权和创新相关的行为、政策和做法的“301调查”结果后,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备忘录,宣布将有可能对从中国进口的6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此举是触发中美经贸摩擦的导火索。23日,中国商务部给出初步的反制措施。4月5日,特朗普总统要求美国贸易代表处依据“301调查”结果,额外对1000亿美元从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4月6日,中国商务部、外交部接连发声:将奉陪到底。4月16日,美国又颁布出口禁令,禁止所有美国企业和个人以任何方式向中兴通讯出售硬件、软件或技术服务。至此,这一最初由宏观上指控中国是否涉嫌违反美国的知识产权保护的调查事件,已夹杂着美国对中国微观企业的禁令,产生了巨大的“蝴蝶效应”,使得中美经贸摩擦陷入不断的升级之中。

美国实施知识产权保护:异化为一种利己性制度安排。早期美国对来自外国的知识产权采取了歧视性政策。专利方面:1836年之前,美国作为当时的技术净进口国一直限制对外国公民授予专利,1836年这一限制被取消,但外国居民的专利申请费仍高出美国公民的9倍之多,这一歧视性政策直到1861年才被取消。但是,美国是世界上很少实行“先发明制”的国家之一。这种不符合巴黎公约中国民待遇原则的规定,大大增强了美国国内专利发明人的竞争力。直到2013年3月16日,美国新的《专利法》生效,才结束了自1790年首次制定专利法以来所奉行的“先发明制”,而改为“发明人先申请制”。不像英国那样一直维持着一个一致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美国实施知识产权保护的策略经历了一系列大的转变。1929年经济大萧条之后,为了克服全球性经济危机的冲击,美国政府加强了《反垄断法》的实施力度,对专利权做出了严格的限制规定。但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了技术发明人申请专利的积极性。这一时期,美国企业的研发活动受到削弱,创新活力明显萎缩。为此,对内,美国从立法角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美国《1988年综合贸易与竞争法》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台的。这个法案重点在于增强美国的国际竞争优势。

美国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目标策略:一种国际竞争战略。美国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由弱转强的转折点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开始把知识产权战略作为国际竞争战略的一部分。从美国知识产权保护发展的历史来看,美国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也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从历史来看,美国也曾盗版过英国作家狄更斯等作品。直到1891年,美国版权保护尚限于美国公民,但对外国版权的各种限制仍旧生效,并推迟了美国加入伯尔尼版权公约,直到1989年美国才加入,晚于英国100多年。在美国,开始较弱的知识产权保护是为了给本国技术积累创造条件,最终实现经济发展。这一点值得中国借鉴。

中美经贸摩擦的导火索:需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过去 30多年里,中美之间频繁地卷入保护美国知识产权的争端,美国动辄利用“301条款”对中国实施贸易制裁威胁,但是中国对美贸易一直在抗诉着美国“301条款”调查。第一,美国在工业知识产权和版权及影像权等领域内有着绝对主导优势,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是美国采取的一种异化的国际竞争战略。美国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由弱转强的转折点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开始把知识产权战略作为国际竞争战略的一部分,以期强化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从而巩固其在国际竞争中的优势地位。第二,中方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既是企业内生发展的诉求,也是国家转型发展、创新驱动战略实施的需要,更是承诺兑现WTO下TRIPS规则的外生要求。不同于美国的不断指控,中国已在全面地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最高人民法院于1996年10月建立知识产权特别审判庭来处理知识产权问题。2014年8月31日,全国人大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在北京、上海、广州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的决定》,截至2014年12月28 日,北京、广州、上海三地知识产权法院成立。至2016年7月7日,知识产权审判“三合一”工作在全国法院全面推开。这标志着中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部门正全面走向专业化路径。第三,需要强调保护知识产权是双向的,而非中方单方面保护美方企业的知识产权,同样美方也需要严格保护中国企业的知识产权。中方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合作的同时,需要合理地实施《反垄断法》。事实上,经过30多年快速经济增长和显著的产业结构变化之后,中国企业日益强调发展品牌认知、质量声誉和产品创新。在此进程中,西方企业和东亚的企业都会将一些成熟的工业技术转移到中国来合资开办企业,然后借助中国较低的成本,出口到美国、欧盟等市场,从而形成中国出口“技术型产品”的假象。实际上都是中国加工组装出口的技术品。而美国独有的先进技术,会通过严格的出口技术管制,是根本不会对中国市场做出合资让步的。中国也根本无法“窃取”到英特尔、波音等的核心技术。中方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领域合作、推进包括《专利法》在内的相关法律法规修订工作的同时,需要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作为发展中经济,必须考虑到自身经济发展的阶段,基于TRIPS协定保护标准进行知识产权保护,同时要合理地使用《反垄断法》利剑,斩断跨国企业利用知识产权垄断优势在华谋取高额垄断利润的黑爪。

中美经贸摩擦升级:从知识产权保护争端升级到微观企业禁令。美国时间4月16日,美国商务部指控中兴违反了美国限制向伊朗出售美国技术的制裁条款,将中美经贸摩擦升级的第一张牌——出口禁令——罚给了中兴通讯。对于中兴而言,禁令无疑是无法承受的。4月17日,中国商务部做出回应。在5月3日至4日举行的中美经贸磋商中,中方就中兴通讯案与美方进行了严正交涉。5月7日,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宣布,美国政府与中兴通讯达成交易,美国同意暂时解除对中兴的制裁。但代价是,中兴通讯需要再次缴纳10亿美元罚款,外加4亿美元委托给第三方托管,若被再次发现违规,托管的4亿美元也将被罚没。但是,6月18日,美国重新启动针对中兴通讯的销售禁令。事实上,中美双方都需要创造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美国作为知识产权保护领域内优势方,中美达成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领域内的经贸合作肯定对美方的收益远比对立更为重要。

第三阶段摩擦暗流汹涌:美联储货币政策收紧、诉求中国金融市场开放

美方在金融服务业内对中国金融市场开放有着较高的利益诉求。中国将扩大保险业、证券业和银行业等金融服务业的准入开放,提高外资投资额度的上限。这一点是中美双方能够继续谈判下去的共识基础。

美联储货币政策收紧、不断加息:意欲维护美元的国际货币信用。现实中,美元作为国际货币,充当国际清偿手段以及国际生产分工等,是决定美国持续贸易逆差失衡的原罪。为应对巨额的贸易逆差失衡和居高不下的财政赤字,美联储从2008年11月25日至2014年10月29日,已先后实施了四轮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经过四轮大规模宽松的货币政策,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规模已由2013年1月2日的2.917万亿美元增加到2014年10月29日的4.487万亿美元。如此巨额的美元投放,使得美元面临着潜在的信用危机。为了重拾美元的信用,美联储决定自2014年1月起,美国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开始逐步退出,美联储转向美元加息的时代。6月13日,美联储再度宣布上调联邦基金利率25个基点,至1.75%~2.00%,这是美联储自2015年12月16日以来第七次加息。美联储缩表正在稳步推进。现阶段,美联储不断加息正是美国退出大规模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后,意欲恢复美元信用的必然选择。为了维护、恢复美元的信用,美联储必须通过数次加息来释放美国经济向好的信号,增强世界各国及投资者对美元的信心。

中国扩大金融市场开放与应对美联储货币政策逆转的金融风险管控。在喧嚣的中美经贸摩擦升级博弈中,在美国维护美元货币信用问题上,中国需要及时研判美国货币政策的反转效应,更需要谨防在扩大金融市场开放中,被美国组合拳(经贸摩擦升级+美元不断加息)虹吸资本回流美国给中国经贸和金融市场造成的冲击。

第一,美联储货币政策收紧、不断加息使得中国在货币政策选择上面临着两难抉择。一方面,为维持经济稳定增长,中国人民银行需要通过宏观调控降准、降息,向市场注入充裕的流动性,来解决因为外汇占款下降产生的“钱荒”;另一方面,在美元资产收益率提高的情况下,若人民币降准、降息,则投资者会放弃人民币资产,去寻求更高收益的美元资产,会造成人民币对美元贬值,使得资本外流压力变得更大,需要谨防之。第二,在美联储货币政策收紧、不断加息很可能放大美国进口的形势下,中国应高举WTO多边自由贸易的旗帜,在拓展多边贸易的同时,管控好中美双边经贸摩擦升级,以获取美国进口增长的边际溢出。中方在贸易领域内作为主要的卖方,应当以促使美方重回贸易磋商谈判为要义。中方有必要全力维护好WTO多边自由贸易规则,在拓展多边贸易的同时、管控好中美双边经贸摩擦升级。因为在喧嚣的中美经贸摩擦中,需要清醒地认识到中方处于非对称的应对地位,必须管控好中美双边经贸摩擦升级,以获取美元升值形势下美国进口增长的边际溢出。第三,在美联储货币政策收紧、不断加息形势下,中国应高度警惕金融市场开放与金融风险管控。纵观历史,每一次美国货币政策的逆转回调、收紧银根都会连带出一些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危机乃至金融危机。对此,中国应予高度警惕。为此,中国应对举措有:第一,在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的同时,务必重点把控好美元加息对我国国际收支的影响,防止资本大规模外流造成中国外汇储备大幅下滑。第二,加强宏观经济调控,加快国有商业银行体制改革,降低银行不良贷款比率,进一步吸引并稳定好外资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信心。第三,积极推进人民币与主要贸易伙伴或投资伙伴进行双边货币互换,在规避汇率风险的同时,加强资本流动监测预警,防范和化解潜在的国际收支风险。

中美应积极磋商、相信中美经贸合作远比对立更为重要

实质上,我们需要清醒地认识到中美达成的一些共识是脆弱的,双方仍需要保持高层沟通,积极寻求解决各自关注的经贸问题,由此中美后续争端摩擦在中长期内还会潜在不断,时而会出现较大的波动。但是,中美双方要确信中美经贸合作远比对立更为重要。

第一,双方已经认识到在近期“以牙还牙式”的经贸摩擦升级中,加征关税和反制加征关税已危害到中美双边利益,既不符合“美国利益优先”的战略理念,也不符合中国正在进行的“第二次改革开放”的理念。这已严重违背了WTO降低关税的传统理念,也危害到世界贸易体系。为此,中美双方将就降低贸易关税等达成一些共识。而不应是采取“以牙还牙式”的加码征税制裁。第二,给定世界市场有限的情况下,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对美国保持有持续的贸易顺差,可以预期美方在中长期内仍将会采取各种变异的壁垒措施对华施加经贸摩擦。因此,中美两大贸易体出现经贸摩擦将是常态,在中长期内中美经贸摩擦时而会呈现出较大的波动。第三,需要强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是双向的,中方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领域合作的同时,要合理地使用《反垄断法》利剑,斩断跨国企业利用知识产权垄断优势在华谋取高额垄断利润的黑爪。中美双方要高度重视创造营商环境来鼓励双向投资。第四,中国在扩大金融市场开放的同时,要加强金融风险管控。现阶段,在扩大金融市场开放的同时,中国要重视防范金融风险,重点是管控好美元加息下资本流出、流入对我国国际收支的影响,防止资本大规模外流造成中国外汇储备的大幅下滑。

从中长期来看,应对美联储货币政策反转的根本举措是触动美国最大的软肋——美元的信用。具体从三个方面着手:一是借力中国贸易体量和人民币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储备篮子货币,大力推动与主要贸易伙伴之间进行双边货币互换;二是中国作为大宗商品的主要进口国,可凭借买方市场的优势,推动大宗商品如原油、铁矿石等使用人民币计价结算;三是推动跨境贸易和投资使用人民币结算,部分地去美元化。

(沈国兵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本文编辑/丁开艳)

(编辑:林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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