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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贸易大国到贸易强国——韩国贸易制度实现的启示

本文来源于财经网 2018-05-14 13:14:00 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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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中国工商银行首尔分行 汤志贤

1996年,中国《国外社会科学》杂志第六期一篇文章以醒目的标题:“韩国已跻身世界贸易大国之列”和列举韩国贸易数据的方式,称赞韩国对外贸易增速是“创记录的”,对外贸易发展之快是“韩国经济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

无独有偶,2016年,美国密苏里州立大学一位名叫J.Willian Carpenter 的经济学讲师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南韩--出口之王。文中追溯了朝韩战争后的韩国如何用几十年的时间,从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之一,发展成为世界排名第十三的经济体和出口总量量排名世界第五的国家,文章称韩国的对外贸易的发展是世界经济史上的“惊人”故事。

上述都不足以彰显韩国在国际贸易领域取得的成就。朝韩战争后,韩国对外贸易总量不及2亿美元。自然资源极度匮乏,重要的战略资源,如煤和石油几乎全部依赖进口。韩国用了不到50年的时间,成功由一个落后的岛国发展成为贸易大国,并实现了从贸易大国到贸易强国的跨越。

所谓贸易强国,有两个内涵。

第一个内涵:一国贸易中对外出口的产品包含核心技术、竞产品不可替代性强、在国际贸易供应链中出于的核心位置、出口产品附加值和高、有一批国际知名的市场参与主体、高端产品国际市场占比高。比方说韩国三星电子生产的半导体芯片,占据全球全球约15%的市场份额,其存贮芯片在全球更是有40%的市场占比。

根据韩国贸易协会统计数据,在1964年,韩国出口商品占比排名前四的商品分别是:水产品(12%)、夹板(10.6%);、棉织物(9.3%)、铁矿石(5.8%)。

到1995年,韩国出口商品占比排名前四的商品分别是:半导体(14.1%)、汽车(6.7%)、船舶(4.5%)、人造织物(4.3%)。

而在2017年,排名前五位的是:半导体(17.07%)、船舶与海洋结构配件(7.35%)、汽车(7.26%)、石油制品(6.1%)、船舶与海洋结构配件(7.35%)。

根据这些数据,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韩国对外贸易发展不仅仅是量的增长,更是质的飞跃。

贸易强国第二个内涵:在第一层内涵的基础上,一国经济通过其强的贸易优势,参与到全球竞争中,使国家整体经济获快速发展,而由于这种优势位置具有稳定性和长期性,对外贸易成为该国经济全球领先的核心因素。

根据韩国贸易协会统计,1964年、1975年、1995年、2010年、2016年间,同期韩国货物出口总量分别为:1.19亿美元、50.81亿美元、1250.58亿美元、4663.84亿美元、4954.26亿美元。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同期韩国GDP分别为34.59亿美元、217.05亿美元、5561.31亿美元、10940亿美元、14110亿美元。

从数据可以清晰地看出,韩国出口对该国GDP中的作用一直在增强且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可以说,韩国成为全球第12大经济体,强大而稳定的出口竞争力是不可或缺的因素。

世界上有很多国家,曾经面临和韩国历史上一样的情形:落后的生产力、贫瘠的资源、糟糕的经济水平。1960年的韩国,GDP不足朝鲜的三分之一。但,韩国却通过短短30年左右的时间,成为贸易大国,并逐步成长为贸易强国,成功跻身“亚洲四小龙”,经济实力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反观其他众多类似国家或地区,大部分或发展缓慢,或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个中成功秘诀,一直是经济学界研究的重点。不可否认,这份成就有多方面的原因。作者认为,仅从贸易的角度看,韩国对外贸易的成功关键在于于其贸易制度的安排和有效实现。

1960年,正当韩国经济从战后恢复开始转为工业化发展阶段时,新制度经济学巨擘科斯(1991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发表了一篇重量级的经济学论文:《社会成本问题》。这篇论文的核心观点是:抛开产权归属问题,若交易成本为零,资源就能通过自由的市场交易实现最佳配置。和早期制度经济学研究者不同,科斯通过更细微的制度调查研究,使用边际分析和交易成本分析,让各类经济制度的产生、演化及历史作用更易被实证。

推动贸易的健康、长远发展,远非单一制度安排能实现的,恰恰相反,贸易相关制度是极其庞大的工程。涉及一个国家财政制度、金融制度、法律制度、税收制度、科学技术发展制度、人力资源制度等。并且随着对外贸易的深化,对一个国家的制度演化要求也会越来越高。

韩国走向贸易强国的过程,契合新制度经济学的主要观点,整个韩国贸易发展史,可以视作为韩国贸易制度安排和贸易制度实现的历史。

仅在1960-1972年间,围绕提高交易效率、降低交易成本、增进企业创新能力和产品核心竞争力、促进贸易发展,韩国就制定了数十项贸易、关税、金融政策和制度。如对出口收入税制进行变革,制定外汇管理法等。为保证韩国产品技术升级,韩国在60年代到90年代制定了超过20部与科学技术发展相关的法律。而近年,韩国政府当局继续不断推进对外签署贸易协定。韩国是第一个与欧盟和美国两大经济体达成自贸协定的国家。

不光是制度建设,韩国还积极根据时代变化和贸易发展需求,对制度做出相应调整。如1797年,韩国央行制订了对接国际贸易和国内贸易的《国内信用证结算办法》,通过打通国际贸易、国内贸易与金融合作渠道的方式,促进国内外贸易的发展。此后,韩国央行根据市场变化,多次进行修订,自该办法出台后,修订次数超过10次,做到完全与国际国内贸易形势接轨,直到今天,该办法还在普遍使用。

贸易相关制度体系的建立,仅仅是基础。制度的有效实现才能达到制度本身的目的。

对于韩国贸易相关制度的实现,亦多有讨论。部分观点认为在韩国对外贸易起飞阶段,韩国经济制度的贯彻和执行主要归因于政府对独裁政权意志的落实。这种观点将韩国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发展和当时韩国军人专政体制联系起来分析。但这种观点不能很好的解释90年代以后韩国走向贸易强国的进程。实际上,近20多年,韩国在全球国际贸易中的位置得到了持续的巩固。甚至在和主要贸易合作国关系出现波折的2017年,韩国进出口全额10521.3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6.7%,全球列第六,其半导体、显示器等科技含量高的产品依旧在全球范围内保持强劲的竞争力。

本文作者认为,韩国贸易制度的有效实现,得益于政府的有限介入和国民对发展经济和发展国际贸易达成的广泛共识。

首先是“有限介入”的执政理念在政权及执政者之间的提出、认同、深化。

“汉江奇迹”的缔造者朴正熙在其著作《我们国家的道路》中对“有限介入”的概念进行了阐述,书中这样写到:  不干预政策曾被认为是保障人民经济活动自由的唯一途径;但应该认识到,这种政策容易扩大贫富差距,引发大量失业。因而,有必要把国家经济计划和自由主义结合起来。国家要直接的、积极的参与经济生活,保障每个人的经济福利。他在书中还认为“国家不应该是包治百病的医药贩子,国家应该限制自己,多运用间接影响经济的手段。即若是经济集中与国家之手,可能带来不民主缺陷的危险,要避免这种危险,就必须始终以自由经营和分权原则组织一国生产。”《我们国家的道路》一书被认为是朴正熙总统创立“汉江奇迹”的理论基础。并在独裁政权期间得到了广泛而有效的执行,在政府支持下,贸易制度得到强制性的推广。但政府参与仅限于此,政府不干涉市场主体的自由,韩国依旧是市场经济体制。

1987年韩国修改《大韩民国宪法》标志独裁政体的结束,而韩国的行政部门已将“有限介入”的执政理念内化。三权分立体制的确立,实际有利于这一理念的延续。根植于各级政务执行者的发展思路不因执政党的变更而改变。从过去30年看,虽然总统和执政党轮番更迭(韩国法律规定总统任期为一届,不许连任),未有一届政府改变“有限介入”的治国理念。军人专政后的历届政府,继续积极主动对贸易制度加以强化和落实。如1991年出台《促进贸易自动化业务法案》,缩短贸易通关时间,节约贸易过程的交易成本,同时与国际贸易自动化、电子化的发展趋势相匹配。2000年,韩国政府颁布《韩国对外贸易法》,旨在继续促进对外贸易,增加国际贸易体量的扩大。大量制度的出台和完善都表明,韩国“有限介入”的执政思路在贸易制度方面得到了传承和发展,政府充当政策的制定者和推进者,但政府不会越界成为市场的参与者和控制者,这些都是贸易制度有效实行的重要条件。

其次整个国家对发展国际贸易和经济在意识层面的高度统一。

朝韩战争后,韩国也曾一度强调“政治斗争”,这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福祉,甚至一度引发国内矛盾的激化。1961年,韩国开始进入朴正熙时代,他提出了“优先发展经济”和“出口第一”等战略思维,并希冀这些发展观得到全民的认同。实际上,在韩国经济开始起飞的早期,朴正熙政权是依靠军事高压的方式,打击反对声音,强制国内执行优先发展经济政策和对外贸易的相关制度。

上述做法历来饱受争议,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当局的意志和发展规划得到了有效贯彻。发展经济、促进贸易成为整个社会民众和企业的共同愿景。在朴正熙极其继任者在位期间,甚至在近些年,韩国也曾爆发大规模的社会运动和对某一事件的大规模争论,但对外开放和促进贸易发展一直是绝大大部分民众和市场参与主体的共识。

韩国对外贸易政策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被稳定、有序、持续的认同、执行。这些制度的有效施行,最终为上文韩国对外贸易的发展打下基础和提供保障。也才有韩国实现从贸易小国到贸易大国的进步,再有贸易大国到贸易强国的跨越。

这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有何启示呢?

毫无疑问,中国已经是贸易大国。根据中国海关数据,2017年,中国货物贸易总值27.79万亿元人民币,居世界第一。

但中国还不是贸易强国。根据国家统计局和中国海关数据,目前中国出口货物中排名靠前的的主要为机电产品、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其中,2017年,机电产品出口8.95万亿人民币,占出口总值的58.4%;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3.08万亿人民币元,占出口总值的20.1%。机电产品主要包括金属制品、仪器仪表、电子产品、电器产品等。从表明看,机电产品出口占比很高,但实际上我国机电产品的核心部件依旧依靠进口或仅是在中国组装或代工。,中国的企业并不掌握关键技术。以电子元器件为例,2016年进口达到3986.2亿美元,手机、液晶面板生产的高精尖技术技术,都是韩国的强项,但中国基本不掌握。

2017年美国计划对某中国某通讯公司进口芯片进行制裁,暴露出尽管中国在通讯设备方面出口量巨大,但实质上的受制于人的问题。这种情况在航空飞行器材及其零部件、汽车行业及其关键零部件、其他尖端技术行业、高端机械制造行业都存在。

在国际贸易中,中国出口量大,但产品附加值低、缺乏国际知名品牌、大部分技术含量不高,这必将造成在对外贸易的“大而不强”和不可持续性。这也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拓展对外贸易,培育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推进贸易强国建设”的主要原因。

打造贸易强国,对中国意义巨大。一方面,中国的对外贸易为经济、就业、税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根据中国商务部前部长高虎城发表的一批文章,中国“7亿多就业人口当中大概4个人当中就有一位是直接和间接地从事对外贸易”。另一方面,建设贸易强国能够让贸易成为中国经济的稳定器。关系国家长远战略发展的产品,唯有摆脱对发达国家的技术依赖,才能实现真正的自主发展;唯有能出口他国不易仿制的、科学技术含量高的、附加值高的产品,才能够在未来国际竞争中保持领先地位。

打造贸易强国,不仅仅是某一行业的诉求,而是关系中国未来长治久安的历史大计。

作者认为,推进贸易制度实现,是中国应该从韩国对外贸易发展中得到的启示。

前文提到了韩国完备的贸易相关制度体系,如税收制度、金融制度、财政制度等,均对韩国贸易发展起到的重要的作用。大量分析中国贸易的研究也往往建议中国加强贸易相关的制度建设。

不可否认,制度建设可能是中国需要解决的问题。比如让税收政策更利好贸易,通过财政政策鼓励创新和对技术的引进消化。但制度建设不是中国贸易制度实现的最大障碍,主要原因是中国具备高效的行政体系和机制,即使存在有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中国的行政体系也能很发现、反馈并出台新的政策,该点不构成贸易发展的大障碍。

中国贸易制度的实现,应该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

第一,政府有限介入对外贸易。

如前文所述,贸易制度的实现是一个庞大工程,离开政府的支持和参与这个工程是不可能成功的。政府对制度的安排是一切的基础。但政府的参与应该是有限的、有度的、有边界的。政府的参与主要应该体现在制度的制度、执行的监督、贸易链条企业的监测、对国际贸易关系的协调等。如韩国将推动自由贸易协定作为自身的战略任务,到2017年,已经与52个国家签署并生效了自由贸易协定(包括中韩自由贸易协定),韩国对这些国家的出口额占所有出口额的70%以上。20世纪末期,韩国同样面临过西方发达国家的制裁,发生诸多贸易摩擦,但历届政府起到了非常关键的协调作用。韩国政府对于在对外贸易中做出重要贡献的企业,颁发国家级的勋章予以鼓励。

韩国政府协助发展贸易,不瞎指挥,注重贸易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如推动通关自动化和EDI系统的强制使用,提高贸易效率。贸易战略在国内外专家充分调研基础上产生,不以政府考核和领导人意志为转移。这些都是非常值得学习的。

第二,市场主体应该树立长远的发展观。

上文提到,韩国企业对发展国际贸易的深刻认同。韩国对外贸易的主要参与者是企业。很多韩国企业,如三星、现代,在发展的初期,都受到政府倾斜性的支持。因此有一种观点,韩国成为贸易强国,是政府主导的结果。作者不认同这种观点。我们可以看到,在亚洲、南美、东欧,很多企业曾经接受国家的支持。但像韩国一样,有14家私营企业发展为世界五百强的确属罕见。考虑到韩国的自然资源、人口和国土面积,以及这些企业的盈利状况,更凸显其难得。另外,进入民主政体后,韩国的大型财阀受到的监管日益增加,而享有的特殊支持已几乎没有,但韩国的知名企业在国际贸易中仍然保持了强大的话语权。如韩国的三星、现代,LG,在OLED,半导体、显示面板、汽车等领域都取得了世界领先的水平。毫无疑问,。韩国在由贸易大国到贸易强国。与企业在逐步失去政府倾斜性支持,甚至逐步受到严格监管的情况下,仍旧本着打造百年企业的精神,以极强的创新意识和进取态度是分不开的。

中国企业是中国贸易制度的践行者。中国贸易制度能否有效施行,中国能否成为贸易强国,很大程度取决于中国企业的态度。改革开放后的30多年,中国贸易产业链条上诸多企业作为对我外贸易的主力,贡献巨大。尽管体量巨大,却没有出现一批强大的国际级企业。这里面有外部环境问题,但中国的企业也应该反思自身的问题。一个最简单的反思:为什么在他国企业在国际贸易中保持高速发展,我们的企业将自身困境归根于外部需求减少、贸易保护主义、世界经济增长乏力,这明显缺乏说服力。

中国的企业不应该将注意力集中在“快速赚大钱”上,更不该像某些企业,先做制造,再过贴牌,最后多元化做金融。更有甚者,发展成为贸易套利商。这类企业,没有一家可以发展为世界一流企业的,只会造就了一批供应链金融公司。

如果市场主体自身没有长远发展的规划,没有打造国际知名品牌的决心与意识,是不可能成为国际级企业的,中国也不可能实现贸易强国的宏伟目标。从美国、日本等公认的贸易强国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共同点,即对产品质量和技术深度的追求。韩国在贸易发展的初期,也大量出口过质量差、没有核心竞争力的产品,也曾大量引进西方发达国家技术。对于经济基础差,起步晚的国家的企业,这都是很正常的,无须自卑自弃,抱怨也不会产生效率 。但韩国企业引进、吸收、改造技术和自主研发的做法,却是我们需要学习的。

贸易强国之路,不可能一朝一夕完成。需要考虑和处理的因素也是多样化的。本文侧重将关注点集中在制度的实现,是参考韩国发展的经验得出的启示。中国有中国的国情,在多研究他国发展经验和失败教训基础上,寻找发展受限的根本原因,探析解决方案并予以坚决落实执行,是发展中国贸易是可取方法。

(编辑:许楠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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